带你看展 | 先驱之路

发布时间: 2019-06-06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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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留法艺术家的展览需要多大规模才能展现呢?


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龙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大展给出了答案。


(摄于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共展出40余位留法艺术家的160余件绘画、雕塑作品以及研究资料,来源于近40家公立美术馆、私立美术馆以及家属、藏家的收藏。


常书鸿,《客厅中的姐妹》,布面油彩,164x130厘米,1936年,龙美术馆


让我们得以窥见对中国美术教育影响深远的大师们的原作,也让我们遥想他们曾经为中国美术变革所开创和探索的“先驱之路。“


展览海报


百年前的中国风雨飘摇,为救亡图存,寻求真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求学海外,其中既有老一代革命家和领导人,也有一大批中国艺术家,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留法艺术家大多选择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以素描、油画、雕塑为主要研究科目。


(摄于展览现场)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分成了两大派别,分别是秉持“科学精神”的以现实关怀切入的写实主义,和以信奉“民主精神”从艺术本体探索切入的形式主义/表现主义。他们共同奠基、开括,改变和丰富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的发展。


留法大展“先驱”群像


在千百年的中国文人画传统中一向重视的都是“意境”,在以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等为代表的西欧学院派写实主义的倡导者们则看到了艺术与科学结合的可能与必要。


徐悲鸿,《杨仲子全家福》,布面油彩,59.5×79.5厘米,1928年,龙美术馆


众所周知的是,徐悲鸿的美术教育实践坚持以科学主义思想为美术教育的基本原则,他大力提倡以素描训练为基本功的美术教育,更是提出“以形为重,以形为先”。


吴作人 男人体 布面油彩 150x80cm 1931年


吴作人,《纤夫》,布面油彩,150x100厘米, 1933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吴法鼎,《旗装妇女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当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认为艺术要在以群众易于接受的基础上开展接近生活和宣传救国主张的艺术创作。艺术可以是改良社会的一种工具。他们走出了一条以西方写实主义观念和方法改良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之路。


王如玖,《肖像》,布面油彩 99x63.5厘米,1916年,私人收藏


吕斯百,《母亲像》,布面油彩 81x65厘米,1948,龙美术馆


常书鸿 重庆大轰炸布面油彩 79x63.8cm 1938-1942年


与徐悲鸿讲求写实的艺术教育观不同,另一些艺术家们积极吸收西方艺术中的创新手法,从而走上了与讲求“科学”的学院派写实主义不同的道路,西方各个流派的艺术观念比写实的技法更让他们倾心,体现出在艺术创作中追求“民主”的声音。


林风眠 仕女 纸本墨彩 75x73cm


林风眠 《宝莲灯》纸本设色68x70cm, 龙美术馆


以尊重艺术家的个性表达,支持个人风格探索为原则,分别出现了以林风眠为核心的“艺术运动社”,以庞薰琹为首的“决澜社”,以刘海粟为代表的“冲破一切罗网”的艺术家以其艺术团体。


在刘海粟的观念里, “尊重个性”是他在教学中一贯的主张。刘海粟认为,个性化的作品,需要有个性意识强烈的人来完成,教育效果的最终检测取决于培养的人才能否充分释放出个体的创造能量。


刘海粟,《巴黎圣心院》,1931,布面油彩,73×60cm,龙美术馆


刘海粟,《秋葵》,布面油彩,72.5×60.5cm1930,刘海粟美术馆


艺术是生命的表现,他认为艺术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创造精神,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在他们的画作中,也不可避免地看到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等等现代艺术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


颜文樑,《鸦舟》,1982,木板油彩, 51×74cm,龙美术馆


周碧初,《小三峡》,1984,布面油彩,79×60cm,艺术家家属收藏


潘玉良,《浴后四美姿》,纸本墨彩,80×130厘米,1955年,私人收藏


 常玉 红衣女子


吴大羽 《京韵》木板油彩,64x45cm, 龙美术馆


这些也都回应着他们所信奉的“艺术是人的情感的表现”的观念。这些观念在现今的艺术教育中,仍然给我们带来着重要的启示。


摄于展览现场


在21世纪的今天,艺术青年们虽不再有救国存亡的重任与危机感,但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权,如何凸显文化自信则是重要的论题。而回望曾经的艺术探索者们走过的先驱之路,梳理中国艺术发展至今的脉络,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希望先驱者们的勇气与精神为新一代的艺术青年们注以信念与力量。


(图片在展览现场拍摄,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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